文化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发生改变，有的茁壮成长，有的迷失自我，还有的中断消亡……究其原因，“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文化传承发展中所展现出的独特的价值理念和精神特质，是区别于其他国家、民族且具有鲜明文化特质和价值立场的存在状态。及时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推进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贯通“两脉”以塑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推进文化主体性建构首先要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唯此才能正确把握我们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始终坚守文化建设的初心使命，不迷失文化建设“为了谁”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也始终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
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统领。近代中国遭遇的重重危机归根结底是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如何正确处理文化交流的“中西”关系，是近代中国必须直面的问题。以辜鸿铭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倡“东方文化论”，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全盘西化论”，以杜亚泉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文明调和论”等，都未能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实现复兴。“东方文化论”固守中华文化主体性却又拒斥现代性，企图以不加任何改变的东方文化救世，既断绝了文化发展的外在压力和挑战，又窒息了文化的生命力；“全盘西化论”试图放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来实现文化的发展，无异于邯郸学步；“文明调和论”在文化主体性上表现得摇摆不定，对中外文化生硬取舍、勉强拼凑。此时中华文化的发展徘徊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迫切需要新思想的引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近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从此找到正确方向——发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精神、综合中西文化之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自觉，也是长期积淀的文化自信的彰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党领导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既要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整个理论思想体系的统摄、引领、指导，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毋庸讳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在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在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蕴含丰富的思想智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塑造的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了丰盈的思想素材。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就无法凸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不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没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些文化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渗透到中国人骨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建构最为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在“两个结合”中贯通“两脉”。要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体、本质、规律、原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文化主体性。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争论做了科学总结，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主张“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以及“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就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贯通根脉与魂脉，既不能完全死抱着传统文化不放，也不能教条主义地看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时俱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批判错误思潮中维护文化主体性
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反传统的西化思潮、固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和主张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三大思潮相互交锋、异常活跃。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最终以真理的力量战胜各种思潮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选择。但前两种思潮并未销声匿迹，而是在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样态出现。显然，时下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依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必须持之以恒、敢于善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对文化虚无主义消解文化主体性的言行勇于“亮剑”。文化虚无主义与西化思潮遥相呼应，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往往采用蔑视、虚无的态度，旨在否定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是一种彻头彻尾且危害极为隐蔽的错误思潮。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的代表陈序经曾宣称，“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胡适则提出中国文化西化的具体方案应当仿照“美国模式”。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和对中华文化的全面否定极大程度上消解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对此，李大钊、毛泽东、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文化旗手纷纷“亮剑”。李大钊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武器，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中不如西、古不如今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进行批驳，倡导辩证分析对待文化的古今中西等问题。艾思奇同志认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庸俗进化论的论调。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文化虚无主义否定物质性、人民性、辩证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本质，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辩证唯物主义文化思想，对文化虚无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为推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入人心作出了卓绝贡献。
对极端文化保守主义窒息文化主体性的言论善于辨析。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全面挑战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仍然停留在封建时代的中华文化遭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同在脏水中洗澡的孩子，面临同“脏水”一起被抛弃的风险。由此，维护传统文化和批判西方文化——面对西方文化而重估中华文化的价值，面对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重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价值取向。文化保守主义内部分化出两种价值选择：一种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并不盲目对全部传统文化抱残守缺，而是选择性地进行维护和弘扬，在文化传承、交流、交锋中进一步塑建文化主体性；另一种是较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如“研究国学、保存国粹”的“国粹派”、大搞孔教运动的“孔教派”、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显然，我们要警惕和批判的主要是第二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时下这种文化保守主义仍然暗流涌动，许多看似是传统文化的重光，实际却是肤浅的标新立异，甚至有的妄图通过“立儒教为国教”来消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种潮流没有顺应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也不能对世界文明中的优秀因素借鉴吸收，窒息了本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最终从根本上葬送中华文化主体性。
对文化帝国主义无视非西方文化主体性的言行敢于斗争。美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要维护和确保自身在世界事务之中的“中心地位”，维持东方“屈从于”或者至少依附于西方的状态，维护西方人在文化和心灵上的优越感。它通过系统地对非西方文化民族国家人民的文化生活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社会制度，使之服从帝国主义的目的。具体来说，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在政治上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在文化领域一方面通过大众媒介、新闻报道、文化消费等兜售其价值观念，让民众麻痹和丧失传统信念；另一方面蔑视他国的文化主体性，鼓吹“普世价值”，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视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本质，将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极端化为某种“历史必然性”与“普世性”，所有民族国家均不能摆脱，从而达到消解其他民族国家文化主体性的目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历来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文化侵蚀的“非基运动”、毛泽东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藐视、邓小平同志在联大霸气的反美帝霸权讲话，还是习近平总书记“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斗争精神……无不展现坚决粉碎一切帝国主义及其文化侵蚀的决心和气魄。
“守正创新”不断发展文化主体性
守正创新是党领导文化主体性构建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将在“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发展中愈发坚如磐石。
需要秉持守正创新的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中华文化经典中不乏守正创新的智慧，比如，“居中守正，行以致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持经达变，守中致和”“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等等，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守正创新的基因和传统。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深厚的文化底蕴。“经”与“权”这对传统思想文化范畴，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守经”与“权变”思想，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思想借鉴，也能为新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提供方法论指导。经者，常也；权者，变也。“经”是永恒不变的原理原则，“权”是帮助执行原则的变通手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守经”与“权变”的统一，要求新时代文化主体性建构必须坚持辩证原则，充分运用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明确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根本，创新是守正的保障和发展。新时代发展文化主体性，一方面要做到“守经”，不能借时代变迁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真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要体现“权变”，根据时代的进步和变化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起中华文化主体性。
需要展现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守正创新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原则和革命性本质。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遵循规律认识和改造事物，才能使事物在正道上实现新发展。创新是守正的目的和路径，只有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以新认识指导新实践，才能把事物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充分证明其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经长期处于人类文明的中心，在思想文化、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影响深远；虽然也曾出现过阻碍进步的消极主张，也曾经历过历史低潮和剧烈阵痛时期，但中华民族总能以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迸发出求存求强、创新奋进的强大力量，一次又一次战胜各种挑战而焕发新生、继续前进。因此，新时代发展文化主体性离不开坚持守正创新的传统，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更离不开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
需要释放守正创新的强大动能。守正创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事物经过否定发生质变发展为新事物，这个“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内在包含守正的意涵，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守正”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强化制度意识、确立制度权威、抓好制度执行，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要坚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尤其要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政治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牢牢掌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创新”就是要通过对现存事物的辩证否定去推动新事物的生成，创造“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
总之，只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概念、范畴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中国式的概括和民族化的表述生动地表达和诠释出来，才能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体性真正展现出来。